台风“红霞”登陆前，整个广东被笼罩在一股干热的空气之中。7月24日，2026全国青少年女足精英赛暨百年名校杯女足交流赛的颁奖仪式上，初中组冠军教练陈华咬牙顶着接近38摄氏度的高温，给她的队员们拍下了一张张被笑容和冠军喜悦填满的照片。
在南沙，全国12支各类型女足队伍齐聚，顶尖校园足球队伍、市体校队伍、体教融合下的省队、西部体教融合试点地区队伍，基本集齐了目前我国女足青训队伍的类型。
这300多个姑娘，这数十名教练，是中国女足青训现阶段最直接的参与者，这群人给中国女足青训发展状况的调查，提供了最生动的南沙样本。
四川泸州市天立学校主教练陈华和重庆两江育才中学校的主教练汪俊吉都是专业运动员出身，陈华代表四川省踢过全运会，拿过铜牌，汪俊吉从小就是黄希扬的队友，两人睡上下铺。陈华和汪俊吉被问到了同一个问题，相比你们踢球的时候，现在踢球的女孩子多了，还是少了？
陈华的答案是多了，“我们那会儿踢球的女孩子相对少一点，现在通过足球，女孩子能够升入大学，而且开始有更多的大学能够让她们选择，所以不仅是孩子，家长的理念也开始发生改变。”她说。相同的问题，汪俊吉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且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孩子的班主任跟我说，前几年问班上的孩子谁想踢班级联赛，很多孩子都举手参加，有男孩也有女孩。现在问，没有孩子主动了。很多孩子都去打羽毛球和乒乓球了。”
陈华和汪俊吉说的都是选材面，可答案不同，因为他们站在了不同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陈华比的是20多年前她参加全运会的时候，而汪俊吉参照的是几年前校园足球最火爆的时候。两个现象都是真实的。把时间拉长到20年，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渠道在拓宽，家长的理念在改变，这些都是真实的增量。然而，汪俊吉看到的收缩也是真实的，许多地方对于校园足球投入有限，仅仅依靠重庆38个县区的财政扶持来支持校园足球也不现实。
如果说四川和重庆是西部地区，那么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江苏省则提供了另外一组数据。以2009/10年龄段统计，全江苏只有8支这个年龄段的队伍，理由并不难理解，这个年龄段并非全运年龄段。如果把这个年龄段往下调一级，全江苏有10支队伍，再往下更多，因为适配了全运会的刚需。从足球发展的规律来看，理论上金字塔的底部要远比塔尖宽，但是金字塔每一层收窄的幅度，决定了塔尖最终能留下多少人。全运会年龄段队伍建制的刚需，成为决定这个金字塔某一层宽度的核心因素，而其他层很多时候必须作出牺牲，除非这层里有顶尖的苗子。
南宁市琼林高级学校主教练刘宇翔说得更直白：“在广西，我们可选的人太少了，有些孩子选上了还可能来不了。”重庆巴南中学校的李毅则从另一个角度补充：“我们学校的名气不大，跟名校比没有优势，这就导致我们的选材面更窄了。”几乎所有的教练都在说选材面窄，只是窄法不同，所以这不是“踢球的女孩多了，还是少了”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志丹县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这个陕北县城是国家级足球双试点，全县6000余人常年参训，64支校级代表队，校园足球普及率30%——放在全国任何一个县，这个数字都拿得出手。然而，同一份材料里还写着：乡镇队伍联赛参赛占比仅21%，大量乡村苗子无法进入县级精英选材视野，13所乡镇教学点无专职足球教练，78.3%的乡镇教师未接受系统化足球专项培训。同一个县内，城区和乡镇的差距巨大。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多少，而在于少在哪里。答案是少在乡镇，少在欠发达地区。让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说一个金字塔的缺口恰好集中在底层，那么也许上面的每一层都会受到影响。
广东清远的英德一中曾经走出过赵利红，她是铿锵玫瑰时代广东女足的代表之一。这所粤北山区的学校有过女足最辉煌的年代，但现在，她们的训练课被劈成了两半。
“我们一半的时间练足球，另外一半时间练体育单考单招的内容。”英德一中领队李涛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像在描述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英德一中只有高中部，所以李涛只能被动地接受初中输送上来的球员，李涛和教练组得花一年的时间训练磨合队伍。被动接受就像看天吃饭，有一批好苗子，成绩就好，一旦人才出现断层，成绩很快就会下滑。
2025年开始，教育口的比赛已经拿不到运动员等级证书了，由于和广深地区强队实力差距巨大，女足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的机会也越来越小。没有等级证，就没有单考单招的资格，没有单招资格，这些练了七八年足球的姑娘，到头来跟没练一样。
“如果没有证书，她们实际上少了一条出路，甚至说现在再练都没太大意义。”李涛说有些学生会开始“诈伤”逃避，“说这里疼那里疼，跑体能的时候拖拖拉拉，练技术的时候对付过去，一天的训练时间就这么混过去了。”李涛能理解这些女孩子的迷茫，但他能做的很少。
汪俊吉把这件事说得更直白，等级证是整个校园足球青训体系的“命门”。“许多孩子踢球的目的就是两个选择，要么走职业路线，要么通过足球升学。如果保证不了踢职业，最起码还应该有考大学的机会。”这句话很残酷，把无数家庭送女儿踢球的底层逻辑直白地揭开。有热爱，也有梦想，但是她们更需要一张证书作保障。
刘宇翔看到了这个逻辑的终点。“如果说以后拿不到这本证，踢球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他带的琼林高级学校在广西还有体育局备案的比赛可打，比如市锦标赛、冠军杯、自治区区运会，这些赛事都能出等级证，加上他的队伍实力也很强，今年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八进四的比赛也只是点球惜败传统豪门济南的历城二中。正是因为刘宇翔知道自己还有机会，所以他能居安思危地看到别的队伍正在滑入恶性循环：“实力越下降就越拿不到名次，招生就会越难。”
广州市培正中学的卓玲花是“幸运的”，她这么描述自己退役后的经历。卓玲花是前广东女足球员，23岁就退役，现在她是培正中学的主教练，手里握着一张别的学校没有的牌——“领军龙计划”。这是广州市教育局给培正中学和执信中学的一项更注重足球专业技能的招生政策。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高级中学对具有精英足球专业技能学生的招生限制。
是一条路走到头，还是有人给你兜底？区别就在这里。同样的校园足球，运动员等级证是驱动这个体系运转的发动机，同样也是命门。当一张证书决定了一个孩子七八年投入是否有回报的时候，足球也许就不再是足球，而是一场赌博。赌赢了最好，赌输了，也许只能回到教室，跟足球再无关系。
在南沙，有女足U17现役国脚，有近20名先后入选过各级国字号集训营的球员，但这份荣光的背后是另外一层值得思考的现象。许多队伍的建制都是为了省运会和全运会而存在，一旦失去了这个目标，没人知道那些姑娘们的未来会如何。
一支马上就要去打省运会的队伍里，许多队员还不知道她们中的一些人两个礼拜后可能会逐渐离开足球，如果她们没办法入选该省全运会队伍。事实上，不管哪个省份，都有强者，大多数球员都无法入选全运队。有教练说：“能力强的还能去女乙女甲踢，再差一点的就只能回学校踢踢市长杯、省长杯了，这些比赛对她们这个水平的运动员来说，基本上就无所谓了。”七八年的训练，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无所谓”。
事实上，哪怕入选了全运队，等待姑娘们的也是更残酷的淘汰机制。国字号训练营常年人员变化较少，来来去去就是几十号人。中国足协7月9日公布的28人U17女足集训名单里，出现了6个新面孔，但均未跳脱出此前已有的精英运动员名单。事实上，大部分女足青训球员面临的残酷现状是，如果没能入选国字号队伍的目标名单，又没能入选全运队，可能并没有太多人会关注她们的生存环境。
更令人尴尬的是，哪怕被国字号大名单圈中了，这些孩子和她们的家长也要做选择，不仅是家长，还有教练。陈华的队伍里有个女孩被国字号选中，集训通知发到了队里。然后陈华遇到了困难。按照常理，一个基层教练培养出了国字号球员，应该感到骄傲，但真实的情况让陈华无奈地吐出了三个字“太难了”。
“训练是为了进国字号队伍这个目标，但是比赛集训这种模式对孩子的学习肯定有影响，家长有自己的想法，做工作真的太难了。”陈华说。“太难了”不是诉苦，是她的困惑，她就是专业球员，全运会铜牌得主，她比谁都清楚专业队的路是什么样的。但正因为清楚，所以她更能理解家长。
“我带过很多孩子，刚来队里的时候，都喊着说我要去国家队，可到了十五岁，她们开始犹豫了，有些人的能力达不到国家队的标准，有些人只想念个好大学。”陈华说。“满身伤病谁也不好受的。你需要付出很多，尤其是女性，婚姻和孩子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陈华自己就是这条路的亲身经历者，她不会说“不要走这条路”，但她尊重所有人的选择。
最近一个月，刘宇翔没怎么回过家。6月中开始，他先去昆明参加中青赛第二阶段比赛，然后从昆明到了江西定南参加高中联赛全国总决赛，然后是返程去玉溪参加全国U18女足锦标赛。这次来南沙前，他带着队伍回去练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又出来了。
这是锦标赛制带来的直接后果。赛事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打完，教练和球员疲于奔命，打完一个赛事马上赶往下一个赛区，没有时间消化比赛暴露的问题。“一个月全是比赛，发现一些问题，没有时间通过训练去解决。然后可能刚解决完这个问题，马上又要解决下一个问题，结果一出去打比赛就是重复犯错。”
重复犯错这四个字是锦标赛制的最大代价。事实上，青少年女足的高水平赛事数量不少。汪俊吉算过，他的队伍一年要打20多场，接近30场高水平的正式比赛，但很可惜，这些比赛不是联赛制。“锦标赛有可能上半年6场，中间7场，下半年10场。”20多场比赛分散在几个赛会制赛事里，每个赛会10天打完，剩下的11个月，汪俊吉的队伍全在训练。“在这种赛制下，我们没办法持续、稳定地拥有高水平比赛的机会。”
稳定性——这是联赛制和锦标赛制最本质的区别。联赛每周一场，打完有时间复盘、训练、改进，下一场比赛检验改进的效果。锦标赛10天打6场，打完就散了，问题得不到解决，下一个锦标赛再犯。刘宇翔描述的“重复”就是这样来的。
重庆的男足青训已经开始改变这样的状况。汪俊吉介绍，重庆市足协正在举办一个青训联赛，让男足队伍每周都有比赛可以打。“男子有这个趋势，但女足还没有。”他说这句话时很平淡，时间会改变一切，可时间是公平的，有人受益，就会有人牺牲。
重庆巴南中学的陈泳霖算了一笔账，他们学校的队伍一年正式比赛大概十场出头。主要在重庆市内。“像南沙这样规模、这样水平的比赛，我们是第一次参加。”他说。一支练了四五年的队伍，第一次出省打比赛。李毅在旁边只说了一句话：“希望多给我们的女孩子一些比赛的机会。”
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2025年11月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我们也特别希望某些地方能够真正把青少年联赛做起来。如果某个人口大省，在一个年龄段能有五六支精英队伍，经常打比赛，教练员也能跟着队伍一起成长，同时也能给球员带来更好的指导。但现在还是相对练得多，赛得少，高质量的比赛太少。”事实上，许多省市仍然对女足青训持走过场的态度，10天打完6场比赛就够了，完成任务，拿到名次，拿到证书，然后各回各家。至于那些通过比赛暴露出来的问题，下次比赛还会犯的错，除了教练，并没有太多人在乎。
汪俊吉跟学校领导提过一个建议，通过临聘教师的方式，找几个足球专项的大学生来帮忙带训练。他认为这是给学足球的大学生找一个出口，是一举两得的事情。领导对建议赞同，但是没有同意：“语数外的教师问题都没解决完。”这就是现实。
“我们也很苦恼，没有经费。”汪俊吉说。两江育才一年在足球上的投入大约10万元。10万元，能覆盖一支初高中建制的女足队伍全年的训练、比赛、器材和装备费用吗？肯定不够。“很多情况下出来比赛都是家长给钱。”
如果说两江育才是校园足球，那么志丹县作为体教融合西部试点地区，就更具有代表性。志丹县的官方汇报材料里写了另一组数字：全县足球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其中青训专项1000万元——这是一个县几年来发展攒下来的总量，平均到每年，再分散到全县84支校级代表队和10余支县级梯队上，每支队伍能分到的资源可想而知。同时，材料上还有这么一句话，“全县足球事业95%依靠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渠道狭窄。”
钱是问题，但教练的问题比钱更直接。汪俊吉的学校只有他一个在职教练带女足，其他都是临聘的。他想招女教练，男教练带女足，管理上的不便不需要展开。南沙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观察样本。12支参赛队伍，只有泸州天立是全女性教练组，培正的主教练是女性，南京市队伍有一名女性助理教练，志丹有一名女性领队兼教练，其余都是男教练。曾任国字号女足主教练的陈婉婷在全运会后说过一句话：“女性教练找工作很难，男足很少用我们，女足队伍还有那么多男教练。”女超12支球队，只有4名女性主教练。女超尚且如此，基层青训的女性教练的比例只会更低。
志丹县的官方汇报材料把基层教练的困境写得最透彻。52名D级以上持证教练，听起来不少，但是，“近三年9名优秀青年专职教练外流西安、榆林等地。”材料里写明了原因：“教练员激励、奖励、职称评定等政策不完善，职称倾斜、集训补贴等细则落地滞后。”
一个陕北的县城，历时数年建成全国较为完备的县域校园竞赛体系，建了37块标准球场，引进了韩国教练，聘了李章洙当名誉校长，同时却在3年里丢了9个本土教练，因为薪资、编制吸引力不足。
事实上，这句话适用于整个女足青训基层。10万元一年的队伍留不住教练，80万元一年的队伍也留不住，有教练直言职业队员退役后不愿带女足。基层教练不是青训体系里最显眼的问题，但它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站在训练场上的人不够多、不够稳定、水平不够高，所有的制度设计都会在执行层面打折扣。
尽管如此，仍然有人不断投身女足青训，陈华就是，她的助教们也是。说到理由，“我总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去做，一定会看到希望。”正是因为她看到了所有的问题，所以她还在坚持。这就是我们女足青训基层最真实的故事：不是他们没有遇到困局，是那些困局里还有人在坚持。
也正是通过了解这些困局和现象，我们才更清楚如何能够不浪费我们在女足上的制度优势，才能不把我们手里那一把好牌配资炒股 配资平台，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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